文化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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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抗戰:“陣圖開向隴山東”

2015年09月04日01:59         宋立民        來源:金融時報     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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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劃人語

  文學家巴金說:“在那個烽火彌漫的時代,戰士是最需要的。但有這樣的戰士并不一定要持槍上戰場,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槍彈。他的武器還可以是知識、信仰和堅強意志。”“文化抗戰”結出的累累碩果,就是這樣的武器。它們不僅以其獨特力量,在抗日戰場筑起了抵御外侮的“鐵壁銅墻”,凝聚了民族力量,彰顯了民族精神,而且以其卓越藝術成就,在文化藝術史上烙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1936年年底,剛剛出獄而趕赴延安的丁玲,入伍即上前線,風塵仆仆,隨一方面軍從定邊南下。軍委主席毛澤東特賦《臨江仙》一首相贈,并用軍用電報拍發到前線轉交:“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不久,七·七事變爆發,一個月后的8月12日,第十八集團軍西北戰地服務團成立,丁玲任團長,15日,延安各界舉行歡送晚會,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講話,丁玲致辭答謝。隨后,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等一系列抗戰組織春筍般破土而出,音樂、文學、演劇、出版、美術、教育等戰線的“文化抗戰”大幕轟然拉開。

  正如巴金先生所說,在那個烽火彌漫的時代,戰士是最需要的。丁玲這樣的戰士,其武器是“纖筆一枝”而不是槍彈。當然,“纖筆一枝”是知識、信仰、文化和堅強意志的象征。反觀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血與火的歷史,“文化抗戰”領域結出的累累碩果,無疑具有強大而獨特的力量,它們不僅在抗日戰場筑起了抵御外侮的“鐵壁銅墻”,凝聚了民族力量,而且因其卓越的藝術成就,在中國文化藝術史上也烙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如今,當我們重溫那些經典之作,艱苦卓絕的斗爭,仍歷歷在目,蕩氣回腸的民族精神,仍直抵人心。

  唱出“最強音”

  “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同學們,努力學習,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我們的作風,同學們,積極工作,艱苦奮斗,英勇犧牲,我們的傳統。像黃河之水,洶涌澎湃,把日寇驅逐于國土之東……”

  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這首抗大校歌成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號召令,多少愛國志士高唱著這首歌,奔赴延安,找尋民族的光明與前途。慷慨悲壯的抗戰歌曲,已然成為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武器,更成為中國音樂史上的豐碑。從《松花江上》的泣血控訴,到《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威武膽識,救亡與抗戰的音樂作品成為整個時代的沖鋒號,支持了前方戰場軍事斗爭。一連串的歌詠活動,鼓舞了億萬同胞投入抗戰洪流,充分顯示了群眾歌詠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結合后的驚天能量。

  “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僅中國新音樂巨擘聶耳與冼星海兩位,僅膾炙人口的抗戰歌曲一端,足以驚山河泣鬼神,流芳后世。

  聶耳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梅娘曲》……不僅對民族解放運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且至今仍是激勵中華民族前進的最有力的戰歌。

  冼星海創作的《在太行山上》、《只怕不抵抗》、《黃河大合唱》等名作,慷慨激昂,威力絕不亞于 “大刀長矛”。

  同時,任光、張曙、麥新、張寒暉等一批救亡作曲家,寫著、唱著、教著戰歌,投身抗戰第一線,與戰士們一起浴血奮戰。任光、張曙、麥新均犧牲于殺敵前線。《松花江上》的作者張寒暉積勞成疾,1946年3月離別人世,年僅44歲。

  在上海誕生的“孩子劇團”,被茅盾譽為“抗日戰爭血泊中產生的一朵奇花”。這個劇團的成員最大的19歲、最小的年僅8歲,二十幾個孩子,冒著槍林彈雨,穿越七個省區,行程兩萬余里,做了300多場演出,約45萬人聆聽了他們稚氣而堅毅的歌聲。

  “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可以說,抗戰歌曲留下的寶貴的藝術精髓與精神財富,支撐著我們今天的“主旋律”。

  時代的“鼓手”

  “在沒有燈光沒有熱氣的晚上/日本強盜來了/從我們底手里/從我們底懷抱里/把無罪的伙伴/關進強暴底柵欄。”

  1937年8月,延安戰歌社與西北戰地服務團在延安發起街頭詩歌活動。最為著名的是田間的名作:“假使我們不去打仗/敵人用刺刀/殺死了我們/還要用手指著我們骨頭說/看/這是奴隸!”

  聞一多稱田間是“時代的鼓手”。他說,田間的《給戰斗者》“擺脫了一切詩藝的傳統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飾,不撫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著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樂。它只是一片沉著的鼓聲,鼓舞你愛,鼓動你恨,鼓勵你活著,用最高限度的熱與力活著,在這大地上。當這民族歷史行程的大拐彎中,我們得一鼓作氣來渡過危機,完成大業。這是一個需要鼓手的時代,讓我們期待著更多的‘時代的鼓手’出現”。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新樂府運動倡導者白居易發出的號召,是歷代文人歷史使命感的集中概括。在救亡圖存的時代精神感召下,一大批“鼓手”為抗日救亡搖旗吶喊:

  1937年元月,上海婦女兒童慰問團到抗日前線演出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后流傳全國。

  1938年3月,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文協”)在漢口成立。周恩來為名譽理事,老舍負責主持日常工作。“文協”成立標志著革命文學派、自由主義文學派以及國民黨民族主義文學等派別的匯流,組成文學界的統一戰線,這是新文學陣營難得的一次大聯手。

  1939年2月,“文協”機關刊物《文藝戰線》創刊于延安。很快,“文協”在全國各地組織設立了數十個分會,其會刊《抗戰文藝》,到1946年5月終刊,先后出版71期,貫穿整個抗戰時期。詩人艾青面朝太陽,泣訴于北方,一首《我愛這土地》催人淚下。而期刊《七月》則大量刊發來自前線、敵后、淪陷區、甚至日本反戰進步陣營的詩作,形成了著名的“七月詩派”。

  1940年12月,巴金“抗戰三部曲”第一部《火》在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其第二、第三部1941年1月和1945年7月出版。

  1941年10月開始的霧季戲劇運動,宣告了陪都重慶抗戰文化發展的黃金時期的到來。

  1942年4月,郭沫若的歷史劇《屈原》公演,轟動山城,將霧季戲劇演出推向高潮。周恩來說,《屈原》第五幕里的《雷電頌》代表了國統區人民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控訴,很好!毛澤東說,有大益于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圖片:黃河大合唱(局部) 詹建俊 中國美術館藏

  熱度與高度

  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說:“斗爭妨礙我成為詩人,詩歌妨礙我成為戰士”。

  一般說來,情感最為激烈時,是不容易沉下心來遣詞造句的。魯迅先生給“廣平兄”的信里也說:“我以為感情正烈的時候,不宜做詩,否則鋒芒太露,能將‘詩美’殺掉。”

  此類“功利性抹煞文學藝術性的”的觀點,在文藝理論界似乎是共識。然而,在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回看那個年代的文學作品,聆聽“抗戰歌曲”,在慨嘆“因時而歌”偉大傳統的同時,一個問題值得深思:為抗戰而創作的藝術作品,為什么能有如此非凡的熱度與高度?

  追根溯源,還在于藝術和生活的關系。如果說硝煙炮火與象牙塔里的精雕細刻確實不易交匯融合,那么,藝術與生活的另一面依舊不可忽略:戰斗要激情,憤怒出詩人。多少作家、藝術家的整個生活都浸泡在創作里,他們始終與場景、與人物一道悲哀,一道歌哭,一道奮斗。因此,審美與硝煙的矛盾并不是絕對不可調和的。

  而抗戰文藝的一大特色就是熱度與高度相得益彰,凝聚為上乘藝術結晶。那一段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古老的民族需要在一個涅槃并新生的前夜,需要讓兩位叫做聶耳與田漢的年輕人,喊出“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需要讓兩位叫做冼星海與光未然的青年,在硝煙滾滾的黃土高原遙望月出東山,寫出“用你那英雄的體魄,筑成我們民族的屏障”般壯懷激烈的樂章。

  “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的吶喊,必須在彼時彼地與《保衛黃河》的“龍格龍格龍格龍格”的風聲濤聲合并在一起,因為在那些詞曲里,自有血與火的真情與悲壯明麗的藝術。因為樂句里跳躍著民族之魂、抗戰之魂!甚至可以說,那是史無前例又無可重復的偉大、堅強、壯觀的“驚天地泣鬼神”的“行為藝術”。

  經典的魅力

  文化經典經得起時間的淘洗。

  在今天看來,雖然抗戰伊始的報告文學等不無“急就章”的特色,但“抗戰文藝”絕不僅僅是政治口號的重復,而是唱出了時代最強音。這種“強音”不僅是抑揚頓挫的節奏感,更重要的是催人淚下又催人振奮的藝術效果——當演員唱《松花江上》至反復呼喚“爹娘啊”的樂句,誰能夠不憎恨那些“反人類”的惡魔?

  在今天看來,“抗戰文藝”作為時代精神與藝術創造渾然一體的藝術瑰寶,其成就已然成為豐碑,沉淀為中華民族文化軟實力的組成部分。無論在當時的淪陷區還是國統區,“抗戰文藝”都有傳世之作。例如“長篇小說競寫潮”中出現的張天翼、沙汀、艾蕪、茅盾的小說,尤其是錢鐘書的《圍城》、蕭紅的《呼蘭河傳》、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均為中國現當代文學重鎮。以深度報道為基調的報告文學,以“魯迅風”為代表的雜感隨筆的質量,都為日后新聞與文學的發展埋下了堅實伏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抗戰期間,

  “文藝大眾化”問題得到了深入而廣泛的討論。抗戰爆發后,能否適應“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新要求,用什么形式達到這種要求,引發了一場大討論。舊形式不能一腳踢開,但機械模仿舊形式亦非正道。抗戰文學的大眾化問題,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較早的實踐問題。毛澤東指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五四以來新文藝的成績與缺陷,民族形式與大眾化的關系,學習文化遺產的重要性,恰恰是在抗戰的歌聲里,面目日漸明朗,前景日漸清晰。

  文化抗戰喊出的是時代強音,激發的是為國捐軀的熱情。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的今天,重溫抗戰文化,重拾血與火的記憶,那“救亡文化”的心音與足音、力度與厚度,依然清晰可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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