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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信托委托人的意愿能否自由飛翔

  信托法是自由之法。原則上,委托人可以通過信托的靈活安排,實現自己各種各樣的愿望和偏好,不管這種偏好如何少見甚至怪異。比如有人欲設立信托,支持國人恢復鞠躬替代握手的習慣,至少從目的上該信托并不違法。

  信托大多通過法律行為特別是契約行為設立,委托人在信托契約中明確信托目的,保留對信托財產的投資運用和分配的權利,是非常常見的安排;允許一定程度的“死手控制”(dead hand),也正是信托制度的魅力所在。家族信托中財富的傳承和家族價值觀的傳承依靠的正是信托的這種功能。

  但是,委托人的自由要受什么樣的限制,或者說委托人自由的邊界何在,是一個非常值得探究的問題。

  第一種限制,是合法性的限制。信托的設置不能用來從事違法的行為和達到違法的目的,自不待言。

  第二種限制,所謂“恣意的信托目的限制”。在英美信托法中,最早的規則是禁止恣意信托目的(capriciouspurposes)。這個“恣意信托目的”的含義比較寬泛,可以包括我國民法上類似公序良俗的限制。這些類型的信托目的并不明顯地違反現行的法律,但基于公序良俗的原則,應當否定其效力。例如,鼓勵離婚的信托目的。關于公序良俗原則,目前需要關心的是不要被濫用(在實踐中經常被濫用),但是,其作為不斷厘清違法性邊界的原則,其存在的價值毋庸置疑。但是,“恣意的目的”限制也有公序良俗原則無法包含的內容。例如,美國有法院不允許受托人執行委托人的命令:委托人要求受托人在其死后將信托財產中的房屋門窗堵上21年;也有法院拒絕執行委托人要求為自己樹立英雄式塑像的信托條款。

  后來逐漸發展出“受益人利益原則”。在Colonial TrustCo. v. Brown一案中,委托人在文件中限制將信托財產用于發展商業地產,康州最高法院解除了這一限制,法院認為,這一限制違反了信托受益人的利益。

  在遵循委托人意愿和保護受益人利益之間,存在一種緊張關系。由于目前我國的信托主要是自益信托,這種緊張關系被忽視了。隨著家族信托的出現,如何應對這種緊張關系就成為非常重要的問題。

  雖說是委托人和受益人之間的緊張關系,最終還是體現為受托人義務和職責的邊界問題。例如,根據現代的信托法理論,受托人要遵照客觀的法定的受托人義務,遵照謹慎投資人規則(prudent investor rule),對信托財產進行分散投資,但是,如果委托人在信托文件中明確約定信托財產只投資于某公司的股票,如曾經漲勢喜人的安然公司,原因是他本人在安然公司工作了很多年,想在信托文件中體現其對老東家的忠誠。根據我國信托法,受托人有信托文件遵守義務,該義務優先于信托法中作為備用性規則(default rule)的法定義務。那么問題是,如果受托人洞察到了安然公司的坍塌,他該如何行事?

  在家族信托中,我們應該十分尊重信托設立人的意愿,這并無問題。但是,無論是多么有智慧的信托設立人,其價值觀、經驗和遠見都有可能會隨著時光的流逝變得不合時宜。可以說,越成功、越是有人格魅力的富一代,這種問題就越容易出現。

  靠現今的委托人乃至受托人一了百了地設計出完美的家族信托,本身就是妄念。我們當然不能陷入令人絕望的不可知論。在信托文件中,妥善設置應對未來情勢變更的機制,可以比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立法者也有義務設置符合常識的信托變更機制,使得信托機制正常發揮作用。

  (本文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韓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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